糟糠之友,“糟糠之友”:废名与梁遇春-中华读书报

    梁遇春是受到很多人喜爱的散文作家,他英年早逝,留下《春醪集》《泪与笑》这两本集子让后人怀想、惋惜不已。那些文章大多写得活泼天成,既有诗人的感觉力又具学者的书卷气。尤其《春醪集》,才情丰沛,如散文集名一样,浓醉与微醺,都刚好使人“聊发一梦”,品尝或回味青春的滋味。两本集子里,《“春朝”一刻值千金》《谈流浪汉》《人死观》《泪与笑》等篇固然好,给我印象最深的,却是那篇《KISSINGTHEFIRE(吻火)》。梁遇春跟徐志摩并无深交,但这篇精炼的散文,只用了一个小小的断片,就写出了活脱脱的徐志摩。梁遇春对“火”是有些情结的,除了这篇,他还写过《观火》《救火夫》,他写火多是为了追问人生的意义。他想必渴望火一样燃烧的生命,但他终究不是“吻火者”,而是“观火者”。就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自剖的那样:“顿然发现自己是一个sentimental有余,而passionate不足的人……我喜欢Essay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,也是因为我的情感始终在于微温(Lukewarm)的状态里的缘故吧!这样的人老是过着灰色的生活,天天都在‘小人物的忏悔’之中……”温源宁也说梁遇春“柔而不猛,不是他的修养,是他的天性”。梁遇春去世后,废名为他的散文集《泪与笑》写了序,同样让我感慨——世间毕竟有这样的知己。废名的这篇序起首就说:“秋心之死,第一回给我丧友的经验。”又说:“秋心这位朋友,正好比一个春光,绿暗红嫣,什么都在那里拼命,我们见面的时候,他总是燕语呢喃,翩翩风度,而却又一口气要把世上的话说尽的样子,我就不免于想到辛稼轩的一句词,‘倩谁唤流莺声住,’我说不出所以然来暗地叹息。我爱惜如此人才。”他评梁遇春的散文也很恰当:“秋心的散文是我们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,这是一个自然的生长,我们所欣羡不来学不来的,在他写给朋友的书简里,或者更见他的特色,玲珑多态,繁华足媚,其芜杂亦相当,其深厚也正是六朝文章所特有……”冯至说梁遇春:“从英国的散文学习到如何观察人生,从中国的诗、尤其是从宋人的诗词学习到如何吟味人生,从俄罗斯的小说学习到如何挖掘人生。”(《谈梁遇春》)又说他和梁都欣赏“六朝人物晚唐诗”。如此看来,废名的评论是见其性情的说法。

 

    废名和梁遇春是多年同窗。1922年,二人都考入北大预科(据梁的同班同学许君远回忆,废名在甲班,梁遇春在乙班),后都进入北大英文系;1929年,废名在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英文系毕业,并受聘成为北大中文系讲师,而梁遇春1930年回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兼任讲师,他们彼时应为同事关系,在那之前他们都经历了原北大解散一事;1930年,废名、冯至主编《骆驼草》(周作人为名义上的负责人),梁遇春也是该刊物的重要撰稿人,这是二人交情的延伸。

 

    梁遇春去世后,废名除写了《泪与笑·序》一文,在一些别的文章里也提到过挚友。他在《三竿两竿》里写:“秋心写文章写得非常之快,他的辞藻玲珑透澈,纷至沓来,借他自己《又是一年芳草绿》文里形容春草的话,是‘泼地草绿’。”并谦称自己不能如此。《谈用典故》里,废名本是在夸赞庾信的诗,夸着夸着,又想起了梁遇春:“亡友秋心君是白话文学里头的庾信……有一回我同秋心两人在东安市场定做皮鞋,一人一双,那时我住在西山,后来鞋子他替我取来了,写信告诉我,‘鞋子已拿来,专等足下来穿到足上去。’他写文章有趣,他的有趣便在于快。庾信的《枯树赋》有这两句:‘秦则大夫受职,汉则将军坐焉。’我想他的将军坐焉同秋心的足下足上是一样写得好玩的……”“新文学当中的六朝文”“白话文学里头的庾信”,废名从修辞的相似,看到的是梁、庾精神气质上的相通,而不是泛泛夸好友的才华;这跟梁遇春写《KISSINGTHEFIRE(吻火)》是一样的知己之论,都是捕捉到了一微妙的人格象征。

 

    在梁遇春那边,他提到废名主要是在信里——在梁写给他和废名共同的同窗/朋友石民的几十封信中。他在一封信中提及:“废名近来入世了,他现正办着《骆驼草》,好像很有兴致。”另一封信里提及自己那篇《苦笑》(疑似是写前妻):“那些文字的代价的确太大了,不谈别的,单提到写时要不给太太看见,然后偷偷地送到废名那里,就已经够苦了。万想不到已届中年的我,还写出那么儿女的东西。”他又有次写信告诉石民:“废名前头嘲笑我‘不甘于没有恋爱事体’。”梁遇春对废名,是亲近到可以坦陈情感隐私的;而废名对梁遇春也毫不见外,拿他的苦恼开玩笑。在另一封信里,梁遇春对石民说:“莫须有先生说过,你‘愁闷时也愁闷得痛快,如鱼得水,不会像走投无路的样子’,糟糠之友说的话真不错。”“糟糠之友”是风趣又深情的称呼,是患难之交的意思,可以看出二人关系的熟稔亲厚。

 

    其实在单独读二人作品的时候,倒并未特特注意到他们写对方的那些文字。倒是读到周作人的相关文字,引起了我莫大的兴趣,这才回过头找出来上面的“证据”。

 

    周作人在1932年写给施蛰存的一封信里说:“秋心(梁遇春)病故,亦文坛一损失,废名与之最稔,因此大为颓丧,现又上山休养去,一时或写不出文章也。”1936年,周作人在《〈水浒〉里的杀人》一文中再次提到废名和梁遇春,不过是出现在引文里(引文作者是废名):“《水浒》所写的是英雄好汉,但中国的绿林同文人士大夫也还是一个传统,故秋心君曾向我发泄其愤怒,他说他最讨厌武松,理由是武松杀丫鬟。此君大约是熟读欧洲中世纪骑士的故事,其愤怒我可以同情也。”挚友的死大概给废名很大打击,以至于变得“颓丧”,连文章都写不出来了。废名也理解挚友的浪漫主义,但“同情”二字又透出一点揶揄。他们面对彼此,并不是面对一个镜中知己,而是有所存异的。

 

    废名和梁遇春之为“糟糠之友”,除了共同经历过一些或愉快或污糟的人事,肯定有相似处。如他们都是英文系毕业的,创作都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,都喜欢六朝人物与唐诗。他们也都喜欢谈论死。梁遇春在《人死观》里冥想“死”的种种意义:“为什么人死观老是不能成立呢?为什么谁一说到死就想起生,由是眼睛注着生噜噜觔觔说一阵词辞,而不抓着死来考究一下呢?”而废名也常常谈论死、表现死:在《竹林的故事》里,三姑娘的爸爸死了,废名连“死”字也不提,而以“土堆”、“纸幡”、鞋上“白布”暗示这一事实,且三姑娘与母亲照旧种菜、过活。“死”显得如此平淡,如此日常而优美。在《死之beauty》里,废名盛赞莎士比亚写古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之死,是“死之beauty”。《中国文章》里说:“中国人生在世,确乎是重实际,少理想,更不喜欢思索那‘死’。”在《桥》里借小林之口议论:“‘死’是人生最好的装饰。”《桥》的“芭茅”一节,将坟场写成了儿童的游乐园。……我在想,废名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,大概也会想到亡友的那篇《人死观》吧。

 

    个性方面,一个猜想是:他们似乎都是不宜于婚姻的青年。梁遇春不必说了,结婚生女后抱怨“困于家室之累”,抱怨穷,还开玩笑说“提防着太太生儿子”,但同兰姆一样,梁认为责任是美德,听起来不免矛盾,而矛盾使人痛苦;废名呢,据周作人回忆,一度把妻女从故乡接出来,生活得好好的,有一天“不知怎的忽然又将夫人和子女打发回去,自己一个人住在雍和宫的喇嘛庙里……”想想也是颇为古怪。

 

    这二人内心深处也似乎都有“极端”一面。比如梁遇春说波德莱尔诗歌味道不够浓,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浓,“我觉得文学里若使淡,那么就得淡极了,近乎拈花微笑的境界,若使浓,就得浓得使人通不了气。”废名的作品可谓“淡极了”,但像周作人在《怀废名》一文中描述的:“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,大声争论,忽而静止,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,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,但至次日,乃见废名又来,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。”废名的“淡”与“浓”,梁遇春大概也能够欣赏吧。

 

    他们交谊深厚,但文艺观、人生态度并不完全一致。仍是在给石民的信中,梁遇春写道:“雁君昨日想复兴《骆驼草》,要弟担任些职务,弟固辞,莫须有先生颇为怫然。”究其原因,废名大概更入世一点,而梁遇春所着意的方面或许不太一样。冯至由梁遇春的《救火夫》一文推想说:“从他散文里的迹象看来,他也许后来摒弃了旁观者的态度,实现他那‘救火夫’的宏愿,成为革命者。他在大学里工作,勤勤恳恳,最后也许成为一门学问的“天生仇敌”大学教授;他也许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评论家……”但我总觉得,以梁遇春天生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,他即便活着,大概也不会怎样入世……其实清淡以文的,反而有强烈的用世之心;率真其文的,却往往固守守着理性的疆土,世事往往如此啊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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